构建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合作伙伴关系
国合会“绿色‘一带一路’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”分论坛就绿色“一带一路”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协同增效、绿色金融推动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及构建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。
“一带一路”不仅是经济繁荣之路，也是绿色发展之路。国合会研究项目组长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史育龙认为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宗旨一致、理念相通、路径相同，完全能够加强对接、相互促进。5年来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实践正在为世界各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造新的机遇，搭建起新的合作共赢平台。
当前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一些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还面临较大压力，谋求经济、社会、环境效益协调统一，实现联动包容发展都面临巨大的挑战。
国合会委员、南非环境部秘书长恩科巴认为，“一带一路”对于非洲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。“一带一路”能够通过建立大数据网络平台，让各成员国家更好地减少或者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。
国合会特邀顾问、中亚区域环境中心执行主任阿布杜拉维在发言中表示，“一带一路”为解决中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个区域合作平台，在这个平台下，应该积极构建区域内政府、民间环保组织及公众的合作机制；构建一系列可融资的环境框架，探索设立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基金等强化绿色金融支持。
同样，“一带一路”对绿色金融、气候变化及低碳发展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。国合会委员、世界资源研究所斯蒂尔建议，要重点关注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绿色金融投资，将金融与绿色有机结合，以此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。国合会委员、中国光大国际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王天义建议，要采取多种方式支持对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支撑作用强、生态环境效益显著的PPP项目。
中国**提出，构建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是构建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，沿线国家政府部门、国际组织和机构、企业、研究机构、非政府组织都可以作为绿色发展联盟的合作伙伴。
国合会委员、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博蒂尼表示，搭建伙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，它能够支持绿色“一带一路”环境承诺的实现。在伙伴关系中，要鼓励多方参与搭建包容的平台，引入当地的公民社会。
伙伴关系需要以共同的合作意愿为基础，并致力于搭建政府、企业公众等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桥梁。国合会特邀顾问、以色列环境保护部副司长科恩建议，加强知识和信息共享平台，充分发挥“一带一路”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的作用，推动联盟伙伴之间建立生态环保信息共享机制。
创新发展路径应对气候变化
国合会年会的主题词之一就是创新。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发展模式创新，在体制、机制、管理、技术、资金等各个方面也要创新。国合会2018年年会主题论坛“创新发展路径应对气候变化”分论坛围绕低碳发展路径和创新，气候治理机制、体制的创新，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创新进行了深入探讨。
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、国合会中方副主席、十二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表示，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“创新是必须”。他建议，应当加大现有政策实施的力度，并在科技创新、碳市场、绿色金融、气候立法与环境污染协同治理、南南合作，特别是“一带一路”的南南合作当中，采取进一步措施，“确保百分之百地兑现中国对外宣布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，争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峰，争取尽早达到二氧化碳的排放峰值。”
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·施泰纳则认为，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，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力。施泰纳指出，创新不仅仅是技术设备的创新，更是整体经济的转变，也是思维方式的创新。
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总裁邹骥认为，“脱碳”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，中国政府会把“脱碳”“节能减排”的意愿变成市场的现实需求，同时也要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他强调，一定要以一以贯之的路径将短期目标、行动和中长期愿景结合起来，通过对交通、能源等结构的调整，实现空气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统一协调。
创新是发展的动力，人类社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不断的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。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、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何建坤表示，要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近零的排放，必须要有颠覆式的、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发展。何建坤认为，机制的创新可能比技术的创新更为重要。经济和减碳双赢的路径核心在于制度、机制、技术组合的创新。他建议，中国可以在很多方面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，共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下的创新发展路径。
世界资源研究所执行副主席兼执行董事马尼希·巴布纳提出，建立绿色可持续的“一带一路”。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首席研究员、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能源与环境专业联合主任大卫·桑德罗也认为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。中国的模式是兼具减排和经济发展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从中国改革开放中寻求有用的经验。中国推出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对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契机。他建议，针对这些政策需要建立追责和问责的机制，才有可能更好地促进“一带一路”的发展。
应制定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
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（COP15）将于2020年在北京召开，重点是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框架并确定203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。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该如何制定？中国在其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？与会专家进行了讨论。
2010年，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《2011年~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》，明确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和任务。2020年是执行战略计划的重要一年。然而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2010年设定的整体目标中大约有1/5的国家明确表示没有实现目标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讨论如何构建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显得更加重要。“必须从2020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再次认真考虑生物多样性的问题。”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政策和倡导主任李琳表示，各个国家层面应联合起来应对生物多样性问题，将问题提升到国家首脑级别，激发多边环境协定的凝聚力和协同效应。
